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劳改27年,他终于能为自己正名了!

发布日期: 2020-09-11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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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庭818次。

判决书长1213页。

审判时间持续2年半。

即东京审判。

历史上规模最大、历时最长、留下档案最浩瀚的一场审判。

电影《东京审判》中,对于东条英机等25名战犯是否该判处绞刑,十一国法官对量刑意见分歧很大。

最后,表决结果以6比5的微弱优势,将七名首犯送上了绞刑架。

宣判结果对全世界都意义非凡。

当历史的容颜逐渐走远,关于历史的记忆不容忘却。

将战犯送上历史绞刑架,17位中国代表团成员是重要的历史见证人。

而前几天,最后一位健在的中方见证人,高文彬,在上海去世。


如果不是东京审判,高文彬先生也许会被人们遗忘。

但这场历史审判注定成为整个民族心头的烙印。

每一位亲历者都值得被铭记,被书写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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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47年,东京,《日日新闻》报纸刊登了一载有两名日本军官,展开了一场“百人斩杀人竞赛”的报道。

攻入南京时,他们中一个杀了105名中国人,另一个杀了106名。

这场“竞赛”被日本媒体大肆宣扬,并留下了一张著名的合影。两人并肩跨立,军刀拄地。

这张照片冷酷残忍的形象,成了日本侵略者最典型的标志,也成了一个挥之不去的梦魇,深植在中国人的心头。

悲愤至极的高文彬,立即把这份报纸复印3份,一份留在检察处办公室,另外两份递交给国民政府。

中方立即向盟军总部提出抓捕罪犯。经过半年多艰苦搜寻,盟军最终在两人家乡日本崎玉县发现隐姓埋名的他们。

杀人狂已然成为头裹白布,在街边设摊的小商贩。

在东京审判上,中国势单力薄,一场力量悬殊的博弈,似乎不友好地宣判了结局。

中国代表团仅派出17人,参加法庭审判的中方人员没有超过10人。而苏联代表团有70多人,美国代表团人数过百。

日本28名甲级战犯的辩护律师竟多达112人。

这两个刽子手死一百遍也无法偿还他们的罪恶,两人在法庭上百般抵赖,拒不认罪。

但确凿的证据不容他们狡辩,最终被判处死刑。


日军战犯向井敏明、野田岩和田中军吉(由左至右)

残雪初晴,南京市万人空巷,从市内通往雨花台刑场的道路上站满了中国军民。

211个冤魂和30万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终于可以瞑目了。

如今,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纪念馆中,悬挂有高文彬的大幅照片,表彰他在揭露日军南京大屠杀中提供的重要证据。

高文彬先生晚年,多次呼吁建立“东京审判纪念馆”。

铭记这段历史的意义,不是仇恨,而是中国之所以成为现在的中国,正是从这些历史中走过来的。


3


1946年,远在东京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成立,举世瞩目的东京审判正式开始。

恰逢中国检察官向哲濬到上海招英语翻译,高文彬经母校教授推荐,参加了测试。

高文彬踌躇满志,成功通过测试,这一刻他的报国梦终于可以实现了。

起初要做的工作十分琐碎,主要是签收庭审记录,每天一位美国少尉会把庭审记录送来。

中国作为战争中受害时间最长、牺牲最大的战胜国,占了审判的大部分比重,涉及的55项罪行中,有44项与中国相关。

意味着高文彬负责的庭审记录浩繁。

两年下来,他经受了800本庭审记录。他精心把每若干本装订成一册,打印好日期,工整地贴在书脊。

整整装了两大木箱,上面一字一句都是泣血的历史。

当时的审判是对外开放的。而国际法庭门口有一间小屋,民众可以买旁听券旁听。

南京大屠杀是东京审判的重要部分,旁听者特别多。日本民众了解了南京大屠杀真相后,十分震惊。

这显然跟军方在日本国内宣扬的版本大相径庭。

事实昭然那一刻,不少日本民众幡然悔悟。

以至于审判退庭时,高文彬碰到日本听众,他们都低着头,不敢正视中国人。


因为良心受到强烈谴责而无地自容,这也为历史赢得了最大程度的正视和尊重。

审判结束后,两大箱庭审记录要运回上海,这可难坏了高文彬。

当时的飞机太小,根本无法运载,他便改乘坐“美琪将军号”轮船从横滨到上海,行程时间增加了几十倍,也在所不惜。

这些证据其实是一式两份,多出来的那份是高文彬特别要求的。他每收一份,便要求多给一本作纪念。

这么重要的历史资料一定要让更多的人看到,更多的人记得。

几十万人的流血牺牲、八百多天的法庭审判,不该就此沉没在历史中。

4


对于日寇的痛恨,没有谁比亲历这场战争的人更有发言权。

高文彬正是其中一位受害者,更是一位强烈的爱国者。


1922年12月,高文彬出生在上海的一户普通家庭。

和那个年代的许多年轻人一样,高文彬在炮火中度过了艰辛的少年时代。

学生时代,他一腔热血,满腹才华。

“我们不敢高喊爱国口号,但没有人不痛恨侵略者。”

当时他就读的学校要经过一个日本兵营,为了表达憎恨,宁肯多走远路绕开,也不愿看到日寇为虎作伥的盘踞在身边。

1937年,“八·一三”战事爆发,高文彬一家居住的老宅被炮火炸毁。

一夜之间,全部家产荡然无存,来不及心碎,一家子匆忙逃难到英租界,过上颠沛流离的生活。

但高文彬坚持不中断学业,以优异成绩直升东吴大学法学院。

在20世纪初叶,它被称为世界上最优秀的“比较法”学院之一,即课程一半是大陆法,一半是英美法。

值得注意的是,学校英美法课程皆沿用英美原版教材,对学生的资质考验极大。

严校出英才,这里曾培养出数百位学术精英,金庸先生也是其中之一。

高文彬在法学院成绩优异,毕业获得法学学士学位后,这位24岁的年轻人迎来了人生的重大机缘。

年轻气盛的高文彬,眼睛里揉不得沙子。

任职上海市地方法院刑庭书记官,只干了两月就决意辞职。

又到上海市老闸区公所任职户政股长,不久又愤而辞职。

乌烟瘴气、腐败堕落的官场黑暗,令高文彬失望和窒息。

学习法律是为了在这种尔虞我诈的职场,睁一只眼闭一只眼,潦草度日吗?

理想中的法学,在现实中竟然找不到一处干净的落脚点,高文彬陷入挣扎。

随后机缘巧合得到了参与东京审判的重要机会。

这几乎成为他一生的转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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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世事难料。

新中国成立后,东吴法学院毕业的这一批风云人物多半去了台湾。

留在大陆的,却几乎都做着与法律无关的事,英语教师,或者劳改犯。

高文彬的人生至暗时刻也在这里。

他在鄱阳湖修大堤,一修就是二十七年,每天挑土几十趟,累得连早晨上工的击锣声都听不见。

那时的他经常给家里写信,家里偶尔会寄点英文的书或杂志。高文彬不喜欢喝酒打牌,还是喜欢看看书。

在当时,组织里也没有人懂英语,有人就问高文彬这是什么杂志,高文彬直说进步的东西,他坚持学习和阅读,把唯一可读的英文版《毛主席语录》读了无数遍。

1979年,高文彬终于回到上海,就职于上海海运学院(现为上海海事大学)。

他担任国际法学教师,主讲国际法、国际私法、海洋法等。

在勤勉的工作下,1986年被提升为教授。

1997年,75岁高龄的高文彬开始参与《元照英美法词典》编纂工作,主要负责以A、D、H为首的词条的校订。

北京方面把经过英中对译的初稿送到高文彬家里,而后定期把校订后的稿子取回。

这是一项精细、繁重却没有报酬的工作。

请他审阅的初稿都是手写稿,看起来颇费劲,但他一丝不苟地对每一条目进行审定,边勘误边对照,有出错的地方,就修正抄写后贴到样稿上。

他家里的保姆都说“他现在成日成夜不睡觉!有的时候睡了,还要起来看这本书那本书。”

废寝忘食,期间因过于劳累而中风,出院后,又继续投入到编撰工作中。

最终,在缺少经费、办公场所简陋的条件下,高老与同仁们一起克服重重困难,经过十余年细致认真的编撰。

2003年,这部词典一经出版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一致认可。词典的扉页上,记录下了高文彬的名字,时年高老已经85岁。

6


用高文彬先生的话说,他这一生主要就做了两件事:

一是参与了东京审判;

二是参与审订了《元照英美法大词典》。

但仅仅这两件事,已经足以让高文彬先生的名字高悬在抗日历史中。

养天地正气,法古今完人,这十个字概括了高文彬伟岸的一生,和他对历史不断追溯、铭记,付出的重大努力。

今天我们在悼念高文彬先生,也是纪念那段让人无法遗忘的艰难岁月。

没有历史,便没有今天和未来。

铭记是我们每一个人能做到的最大缅怀。



-END-

本文全部图片来源:网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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